今年10月29日是李大钊烈士120周年诞辰纪念日，北京隆重集会纪念并首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《李大钊文集》。这使我想起一件事来。
1927年4月28日，李大钊同志被当时坐镇北京不可一世的“安国军总司令”东北军阀张作霖签署绞刑，浮厝北京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，直到1933年4月23日，才由蒋梦麟、胡适、钱玄同、刘半农、沈尹默、周作人、马裕藻、傅斯年等等十三位大钊生前同仁好友发起，陪同大钊夫人赵纫兰举行公祭，“葬君于北平西山万安公墓，戴候斯穴，挥涕怆怆……”。葬仪行施前曾勒石碑二方。其一是中共河北省委以“革命互济会”名义镌刻的“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”，堪称“同志碑”。其二是刘半农受托撰碑文，颂李大钊为“温良长厚，处己以约，接物以诚，为学不疲，诲人不倦”的著名教授，堪称“学者碑”。然则落葬筑墓时二碑皆未被当局准竖于墓前。墓前竖的是刘半农书写的家属子女署名碑。在此李大钊长眠了整整半个世纪（1933－1983）。
1983年3月，中共中央决定在万安公墓辟2200平方米建造“李大钊烈士陵园”。墓前设烈士全身雕塑并竖花岗岩巨碑。碑阴勒刻的碑文，记载了李大钊烈士悲壮一生的革命经历。其中提到李大钊遗文出版事宜时说： 在全国解放前，李大钊同志的一部分著作虽曾由他的亲属编集，由鲁迅先生作序，但在反动统治下一直没有能发行，直到1959年，人民出版社才出版了重新编辑的《李大钊选集》，1981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增订的《李大钊诗文选集》。
这里提到的“鲁迅先生作序”，序文即《〈守常全集〉题记》，是北平公葬李大钊在上海的反响，这在鲁迅的“题记”（即碑中所说的“序”）中有记载：“这回听说在北平公然举行了葬式……这是极应该的”，“热血之外，守常还有遗文在”，指的就是《守常全集》这本书。它由著名学者兼出版家曹聚仁策划，因此，鲁迅的“题记”就首发在曹聚仁主持的《涛声》第2卷第31期上，时在当年8月。
1983年碑文中的“部分著作虽由他的亲属编集”，据化名“难明”者指出是“守常先生的侄子李白余”。李白余当年是清华大学学生，大钊先生殉难后他开始收集抄录并分类编集李大钊遗文，计4卷。虽不是全集，后来编入《守常全集》时遗文又只纳入一半，即一二两卷合共三十篇，但在三十年代是将烈士遗作垂范世间的壮举！此书原本由曹聚仁联系由上海群众出版公司出版，后来因故而未果。为此，鲁迅在把《守常全集题记》收入《南腔北调集》时加了一个“附识”：“听说那遗集稿子的有权者另托C书局去印了，至今没有出版，也许暂时不会出的罢。”也许正是这则“附识”导致了碑文中说“在反动统治下，一直没有能发行”的错误立照。
被鲁迅认为“暂时不会出”的《守常全集》于6年后的1939年4月以“社会科学研究”名义，由著名出版家李小峰主持的北新书局出版，只是由于反动当局的没收，流出极少，但是总会有留存至今的漏网之籍，文学史家兼版本学家唐?就珍藏一册，于1959年捐献给了上海革命博物馆，历史学家蔡尚思也收集到一册。正是这一册，加上解放后历年来广为收集的李大钊遗文，编辑成了被勒石上碑的1959年版《李大钊选集》。
1949年5月28日，上海解放，北新书局立即记起《守常全集》，就用保存了10年的原纸型于同年7月出了新一版。由于早已知全集不全，李小峰遂改书名为《守常文集》，改得特好。忽忽50年，1949年版的《守常文集》亦已难觅芳踪了。笔者有幸，前不数日竟然得友人相赠，是这一版的1950年1月第二次印刷版。此版收有李大钊临刑前照片两帧，一为大钊半身像，一为与同时临刑的路友于、张?兰（女）全身合照，并附张仲锐的关于遗照发现的说明一则。这在1949年是难为人见的先烈遗像。假如按碑文上的“全国解放前”为下限，1939年版不必言，上海解放后1949年7月版的《守常文集》也是不应被遗忘的。
考证李大钊遗文的出版年代或版本固然可以纠正碑文上的舛误，但还有另一层意义在于：据1959年版《李大钊选集》的编辑负责者丁守和教授回忆他们在编辑这部选集时尚有《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》、《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》和《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》等三篇重要论文由于未找到原稿原刊讲义或刊物而抄录自《守常文集》。可见1939年、1949年相隔10年先后出版的两部大钊遗著，还是保存了先烈若干遗文的革命文物。目睹全集规模的五卷本《李大钊文集》，追思往昔，真是纸墨更寿于金石，是应当记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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